2017年12月10日，黄帅因病在北京朝阳医院去世，如今很多人对她并不熟悉，但在五六十年代，她是人人皆知的“反潮流小英雄”。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教室里，12岁的黄帅坐在课桌前，看着班主任齐洪儒老师因为一个同学上课小动作，就把人叫到讲台前，说出拿教鞭敲头这样的话。
黄帅心里觉得不对劲，她在日记里写下自己的看法，希望老师对同学多点耐心。没想到老师看到日记后，在班上号召大家跟黄帅划清界限。黄帅觉得委屈，1973年9月7日那篇日记成了转折点。
她给北京日报写了封信，讲了师生间的矛盾，信里提到难道还要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下的奴隶吗。
信送到报社后，正赶上批林批孔运动开展。时任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谢静宜看到材料，很快给黄帅回信，说这不是简单师生关系，而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事。
谢静宜指示报社处理这事。1973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头版发表了黄帅的来信和六篇日记摘抄，还加了长编者按。
12月28日，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全文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播了出去。一夜之间，全国都知道了这个小学生反潮流的事。
黄帅被叫到各种场合作报告，发言稿是别人准备好的，她照着念，很多内容她自己都不太明白。一个13岁女孩就这样卷进了全国教育界的讨论，很多地方学校开始学黄帅的样子，批判师道尊严。
黄帅当时并不清楚背后这些安排。她只是个普通工人家庭的孩子，父母在科学院工作，平时教育她要诚实正直。事件闹大后，黄帅的生活完全变了样。
她被带去各地座谈，成了宣传的符号。全国掀起学习热潮，有些地方甚至出现老师管不了学生的局面。黄帅心里有时困惑，但还是按要求配合活动。
1974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三个青年署名王亚卓，给黄帅写信提出善意批评，结果这事被利用，三名青年受到政治迫害，直到1977年才平反。
这件事让黄帅后来知道，一个小学生的信能牵连这么多无辜人。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捕后，风向一下子转了。16岁的黄帅从人人夸的小英雄，变成大家避开的“小爪牙”。上学路上，有人骂她是小爬虫，甚至扔东西。妹妹当时上小学三年级，也因为姐姐的事挨骂挨打。
家里更惨，父亲被抓进监狱，丢了工作和党籍。母亲还在河南五七干校，因为是黄帅的妈妈，被迫写了几十万字检查。母亲精神压力大，加上贫血，经常昏倒在家。
黄帅看到这些，心里特别难受。她上大学时，有一次母亲发现她还在写日记，吓得跪在地上求她烧掉所有日记本。
黄帅只好把中学和大学的一摞日记全烧了。那一刻她明白，曾经因为日记出名的自己，现在连日记都不敢碰。
黄帅考大学也遇到了麻烦。1979年，她总分320分报考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消息传出后，很多声音质疑她的入学资格，说这样的人不该正常上学。
黄帅心里不安，不知道能不能继续读书。当时担任中宣部领导的胡耀邦知道后，说黄帅考了320分，不录取，小孩子犯错误，能让她自己负责吗？有的同志没有大眼光。
黄帅如吸取教训，四五年后也可能了不得。一个人有正反两方面经验，就很了不起。在胡耀邦亲自批示下，1979年9月5日，黄帅终于走进北京工业大学的校门，开始新阶段的学习。
大学生活让黄帅慢慢平静下来。她努力学习专业知识，想摆脱过去的标签。1981年1月1日，黄帅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讲了家里情况。
胡耀邦很快批示，中纪委派人调查。1981年3月，中纪委负责同志找黄帅和父亲谈话，派调查组全面了解小学生事件。父亲终于平反，恢复党籍和公职，还补发了工资。家里人总算松了口气。1984年9月，黄帅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工作。
两年后，1986年，黄帅决定去日本留学。她在东京大学继续深造，1993年3月获得学术硕士学位。后来她在日本三和综合研究所工作。
1996年冬，她生下一个儿子，做了两年家庭主妇，照顾孩子和家庭。1998年12月，黄帅结束日本的留学和工作，回到祖国，在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就职。
她一直保持低调，很少提起过去的事。1985年6月28日，黄帅给作家叶永烈写信，说接受采访后和父母商量，希望不要以任何形式撰写关于他们的文章，请叶永烈理解他们的难言之苦。
叶永烈尊重她的意愿，守秘32年，直到2017年才公开这封信。
黄帅晚年身体不好，2017年12月10日在北京朝阳医院离世，享年57岁。她的故事结束了，但留下的回忆还在。人们提起她时，会想到1973年那个勇敢写日记的女孩，也想到后来她为家庭奔走、留学求知的努力。
黄帅的父亲平反后，全家生活渐渐稳定。黄帅在研究所工作时，专心技术领域，不再涉及过去的话题。她去日本时，带着对新知识的渴望，在东京大学认真完成学业。
生儿子后，她像普通母亲一样操持家务，两年时间全身心陪伴孩子。回国后在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她做着本职工作，低调而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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